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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留学报国的灿烂人生——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0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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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留学报国的灿烂人生

——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08周年

周自强

众所周知,钱学森先生是中国人民科学家,是留学报国的光辉楷模,是“中国航天之父”。今年是他诞辰108周年。我们怀着极其敬仰的心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回顾他留学报国的灿烂人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科技交流。国家鼓励留学和出国访问,倡导学成归来为国服务。我们要以钱学森先生为榜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践行留学报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我们要学习钱学森先生,就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他的奋斗过程和坎坷经历。我们要研究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就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他的求学经历、科学精神和丰功伟绩。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顾钱学森先生的灿烂人生。一. 钱学森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二. 钱学森先生的科学精神;三. 钱学森先生留学报国,创建丰功伟绩。

钱学森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启蒙教育,奠定基础

钱学森在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为他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良好的启蒙教育。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位教育家,民国初期来到北平的教育部任职。他的儿子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平,六岁进入北师大附小(今澳门市第一实验小学)学习(1917 – 1923年),当时,邓颖超同志就在这所小学任教。小学毕业后,钱学森进入北师大附中(1923 - 1929年)学习,北师大附中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林砺儒先生,他为学生制订了《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的教学方案,这对钱学森的中学学习帮助极大。应该特别指出,北师大附小和附中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典型的实例是,与钱学森一起的附小和附中同窗12年的学生,竟然涌现出了三位力学大师。他们是钱学森、陆士嘉和张维。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留学,1936年转至加州理工学院(CIT),师从流体力学大师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历经坎坷于1955年回国后,为新中国创建了航天事业。陆士嘉1937赴德留学,师从现代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Ludwig Prandtl),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参与创建澳门新萄京8522 cm(原澳门航空学院),并且是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创始人。张维1937年赴英留学,获硕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特尔克教授,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教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这说明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在基础教育方面卓有成效。

文理相通,全面发展

钱学森的家庭教育,最突出的是他的父亲钱均夫先生强调的文理相通。他建议钱学森学习理工,走技术强国之路;但同时要求他学习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程,学会艺术上的宏观形象思维。这一要求,使得钱学森受益匪浅。直到他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仍然喜爱音乐、绘画和摄影,他还是上海交大乐队吹小号的号手。钱学森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在上大学期间,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在晚年还说过,每当他夫人蒋英弹奏钢琴或者唱歌时,他似乎更提高了科学研究思考问题的效率,这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钱学森就朝着文理相通、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

爱国志向与学科志趣相统一

钱学森在1929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后,他遵照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的《建国方略》,立志要学习詹天佑,为国家修建铁路。于是他选择了机械系的铁路工程专业。但是随后不久,面对日寇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蔡廷锴将军率领19路军进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目睹了日本飞机对上海的逛轰烂炸,激发了钱学森学习航空的意志,他要为国防建设学习军事科学,于是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在上海交大图书馆钻研航空工程。这体现了钱学森把爱国志向和学科志趣统一起来、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坚强意志。

博采众长,积极深造

钱学森1934年考取赴美留学的庚子赔款奖学金,他作为公派的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指定是赴美学习飞机设计。按照当时规定,考取庚子赔款的学生,必须在国内导师指导下,实习一年,以便了解国内相应专业的现状,使留学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钱学森很幸运,他留美前的两位导师都是留美学成回国的航空先驱。王士倬—— 麻省理工学院1928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机械系1934年新成立的航空组教授,担任钱学森出国前的指导教师。王 助——麻省理工学院1916年获硕士学位,1917年初被建立于1916年的美国太平洋飞机公司(波音公司前身)聘为首任总工程师。时年24岁的王助为波音公司设计、监造了第一架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奠定了该公司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但王助因遭到美国海军的歧视,1917年底愤然回国,与巴玉藻一起申请北洋政府资助,在福建马尾建造了水上飞机。1934年在国民政府杭州设立的笕桥飞机制造公司任总监。1935年担任钱学森下厂实习的导师。在王助先生指导下,钱学森下厂实习非常努力。半年后,王助先生认为钱学森可以提早结束实习,他写信给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提议推荐钱学森去他们俩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研究院深造。于是,钱学森只实习了半年,于1935年8月启程赴美。钱学森一直感谢他的这两位中国导师。1984年钱学森给导师王士倬先生的信如下:

澳门市国务院参事室王士倬先生

士倬吾师:

惜自别老师后,已近五十年,但喜吾师身体健康,尚念及三十年代事。我国航空史,老师对我国航空事业开创之功,已有记载,令人欣慰!在此讨论新技术革命对策之际,吾师亦必为之高兴吧!

专此恭候钧安

钱学森 1984.7.17

钱学森与导师王士倬自1935年分别后,近50年没有见面,1984年已经73岁的钱学森先生,在百忙之中给导师王士倬先生写的这封信,充分反映出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钱学森与另一位导师王助,于1947年在杭州见面了,师生情谊深厚。但王助先生解放前夕去了香港,失去了联系。后得知王助先生于1965年病逝于台湾。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攻读航空硕士学位期间,努力拓展知识面,选修了一些其它尖端的课程,例如他去数学系选修《复变函数论》;去物理系选修《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去化学系选修由鲍林(Linus Pauling)教授开设的《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去生物系选修摩根教授开设的《遗传学》等,这些课程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学科。钱学森选修这些课程,实际上极大地拓宽了他的学识视野。1936年钱学森获得硕士学位后,为了博采众长,进一步深造,他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径直奔赴加州理工学院。他于1936年8月到达加州理工学院,直接找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请冯?卡门对他的进一步深造提供指导。据冯?卡门后来回忆,当他与这位年轻人交谈之后,觉得他非常优秀,当即表示接受他、指导他攻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深造中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钱学森先生的科学精神

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

钱学森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开启了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深造过程。冯?卡门教授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他的导师普朗特是流体力学的鼻祖。可谓名师出高徒,冯?卡门也随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流体力学大师。他是犹太人,1930年移民美国,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创立了流体力学研究。在冯?卡门的同意下,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由他指导的博士生组成的“火箭研究小组”, 又称为“火箭俱乐部”,因其涉及危险的科技试验,故外号叫做“敢死队”(The suicide squad)。在这个“敢死队”中,主要成员有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钱学森(Hsue-Shen Tsien)和福曼(Edward Forman)。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小型高速风洞,由此,他开始积累了火箭研制的工程经验。但是,在进行初次试验后不久,火箭试验发生爆炸,震惊了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冯?卡门教授也非常担心,于是“敢死队”被赶出了加州理工学院校门, 他们只得去校外选择了洛杉矶的郊区继续进行试验。那里有帕萨迪纳(Pasadena)的阿洛约·塞科山谷(Arrojo Seko Valley),他们在山谷的一条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不断取得火箭研究的新成果。此后,这条干枯河床就成了美国火箭研发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世界闻名的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当时,这个实验室成了冯?卡门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研发火箭的校外场地。实验室主任是冯?卡门,分析组长是钱学森。除了“敢死队”的成员以及其他学者之外,先后来这里工作过的华人学者有: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等。他们都曾经参与了冯?卡门教授的研究工作。其中,钱伟长先生于1946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郭永怀先生1956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协助钱学森所长工作。郭永怀先生后来参加了我国原子弹研究试验,不幸于1968年因飞机失事而因公殉职,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中的唯一烈士。

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时,非常注重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他在1939年获得《航空科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获得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完成了四篇学位论文,还解决了两大工程问题,其中,第一个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产生的“热障”问题;第二个是飞机在高速飞行(马赫数M>0.5)时,机翼表面压力分布公式。这个分布公式后来被学界称为“卡门─钱公式”。由此可见,数学基础和航空科学相结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钱学森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

钱学森在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打算立即回国。但他的导师冯?卡门建议他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行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于1940年给钱学森写信,要求他回国效力,尽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公派留学生的责任。钱学森把航空委员会的来信报告给了导师冯·卡门,准备启程回国。但冯·卡门坚持挽留钱学森。冯·卡门在1940年4月20日给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我有意拖延钱学森博士为中国效力。然而,正如你所说的,我相信一个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更有效、更忠诚地为他的祖国服务。我认为,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继续从事某些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当时的火箭导弹研究是极其秘密的领域,因此在这封信中,冯?卡门没有说是火箭导弹研究,只说是“不同领域”“从事某些研究工作”,这就暗示了研究的重要性。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接到冯?卡门的信后,经过研究,批准同意钱学森继续留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事实证明,冯·卡门是有远见的,他非常赞赏钱学森的才能,并且说过钱学森已经超过了他。可以说,爱惜人才的冯·卡门为中国培养了一位杰出的火箭导弹专家。而钱学森也非常尊重导师冯·卡门,他与冯?卡门等一起成了美国研究导弹科技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1955年回国后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就是爱国主义者的赤子之心。

1945年春天,欧洲反抗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战斗接近尾声,盟军胜利在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遣美国科学谘询团赴德国探索军事机密。任命冯?卡门担任团长,授予少将军衔;火箭组的主任由钱学森担任,授予上校军衔。团员共计36人。科学团到达德国后,将德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的全部资料封存运出,并控制了德国火箭V1和V2的设计师布劳恩,随后并将他带到美国。1945年5月间,钱学森跟随科学团的团长冯?卡门,在德国哥丁根大学还讯问了冯?卡门的导师──流体力学鼻祖普朗特。三代流体力学大师相会一起,这应该是科学界的盛事。但这次相会却不是盛事,而是师父冯?卡门和徒弟钱学森联手讯问祖师爷普朗特,这是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历史悲剧,给科学界留下难忘的伤痕。

钱学森(中)跟随冯?卡门(右),在德国哥丁根大学讯问了普朗特(左)

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钱学森于1946年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任为航空系副教授,他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钱学森特别注重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他的课程里包含着新近的研究成果,启发和引领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索。1947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破格提升钱学森为终身正教授。但就在这时,钱学森因母亲病逝,他于1947年回国处理后事。当时蒋家王朝正面临崩溃的局面,钱学森谢绝了要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此次回国期间,钱学森在浙江拜会了他赴美留学前的导师王助先生,自1935年师生分别之后,整整12年过去,师生情谊深厚,两人的合影照片至今还展示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中。当时王助54岁,钱学森36岁。可36岁的钱学森虽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但还没有结婚,是单身一人。钱学森回到国内,他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士蒋英恰好正在中国。蒋英女士是蒋百里之女,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专家,是钱均夫的世交好友。蒋百里1935年底从德国考察回国途中,特地去麻省理工学院鼓励钱学森坚定学习航空的意志,实现留学报国。蒋英女士是留德学习声乐的,回国后从事声乐教学,是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钱学森于1947年回国探亲后,与蒋英女士结婚。婚后一同赴美。1949 年初夏,加州理工学院聘任钱学森为终身教授。钱学森继续他的教学工作,他在课堂教学中,把当时最为尖端的“弹道导弹”的新颖科学概念讲授给学生,这无疑是他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典型范例。正在此时,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大洋彼岸拼搏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得知喜信后欢欣鼓舞。钱学森留学报国的愿望即将实现,内心的喜悦无与伦比。

钱学森先生留学报国,创建丰功伟绩

正当钱学森夫妇整理行装准备回国之际,美国军方发出威胁,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扬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美国国内反共高潮迭起。他们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收和检查了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几箱书籍和资料,企图寻找他们所谓的“证据”,在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就拘留了钱学森。这一行动,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和冯?卡门的极大义愤,立即组织营救,最后加州理工学院交纳了1.5万美元,才将钱学森保释出来。但他们把钱学森夫妇软禁起来,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美方威逼钱学森要忠于美国,钱学森慨然明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为此,钱学森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之职。在他被软禁的五年期间,钱学森改变科研方向,开创“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的研究,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著作。在漫长的被软禁期间,钱学森夫妇一直在考虑如何摆脱美帝的牢笼,回到祖国的怀抱去。直到195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后,钱学森从报纸上看到国内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合影照片,其中有陈叔通副委员长,他喜出望外,因为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世交好友。于是,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信,信中说:“我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5 年 5月初,陈叔通副委员长收到从我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由蒋英的妹妹转来的钱学森写的信,立即将信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于1955 年 8 月 1日预定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提出关于钱学森回国之事,美方代表又是旧调重谈,说钱学森本人没有回国意愿。王炳南大使立即出示了钱学森的亲笔信,美方代表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认可。我方以交还在抗美援朝中俘获的10名美国飞行员做为交换,要求美方释放钱学森。于是,钱学森于1955年8月4日接到美国政府移民局允许他回中国的通知。钱学森夫妇极其高兴,立即收拾行装、预订船票、准备出发。钱学森和蒋英于1955年9月17日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女,登上 “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于1955年10月1日抵达香港,10月8日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专程前往迎接。钱学森先生激动地说:“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来”。钱学森先生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立即亲切会见了他。随后,毛主席也亲切会见了他。后来,毛主席还宴请了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先生回国后,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可以分为五大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提纲携领地进行归纳。读者可参阅每个方面的其他专门论述。

流体力学和火箭导弹

钱学森突破层层阻挠,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终于在1955年10月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当时,钱学森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流体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大专家。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钱学森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应该说,冯·卡门对钱学森的评价是客观的和符合实际的。正是在钱学森的带领和指导下,新中国的火箭导弹技术从无到有、突飞猛进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由于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和提升,我国的航天事业蒸蒸日上,“两弹一星”连连上天,载人航天工程跃居世界前列。因此,钱学森当之无愧地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

系统工程和控制理论

钱学森在他被美帝软禁的五年期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著作。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研究火箭技术,于是,钱学森就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系统工程和控制理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工程等国防建设密切相关。回国以后,钱学森所创建的“工程控制论”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公布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评定结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获得首届科学奖一等奖的科学家分别是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其中,在获奖的颁奖词中介绍说“力学家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将一般性、概括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工程技术各个系统的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理论作了全面探讨,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技术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开拓了它今后的研究领域”。事实证明,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和控制理论,对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发挥了重大作用。

科学规划和国防建设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冲破重重阻拦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参与了制定《1956~1967年十二年我国发展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个规划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个规划所涉及的科学领域非常广泛,收到了很多来自科技界的建议。怎样对这浩如烟海、头绪纷繁的多种多样的建议,进行评定、取舍和裁决,任务极其艰巨。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以钱学森为首的12位科学家,他们组成综合规划组,钱学森担任组长。十二年规划的主要成就除制定了56项重大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决策是确定了6项紧急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钱学森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关于是应该重点发展火箭导弹还是发展空防飞机,就有不少争议。人们习惯于国防以飞机优先,钱学森力排众议,他认为中国应该先发展导弹。其理由是,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来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尤为重要的是,掌握或开拓火箭导弹技术不比飞机更难。因为火箭导弹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而飞机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这样,在发动机高温部件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发展导弹技术可以暂时不去解决这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唯一要解决的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内可以突破解决。钱学森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于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就此确定。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上,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线和无线之争。为此,钱学森和其他无线电电子学的专家们提出意见说,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无线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是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为此,钱学森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至学习功能等等,说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也就此确定下来了。关于自动化技术问题,钱学森同志也作了很好的论证。关于研究原子能,钱学森预见到核动力将在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在钱学森同志的主持下,当时的综合规划组曾逐项地讨论过56项重大科研任务。在讨论这些项目的过程中,钱学森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角度进行审定外,总是从现代科学可能的发展前景来预测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我国在以后多年的科学规划和国防建设中,钱学森先生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型号研制和科学管理

钱学森先生回国之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他到东北各地去参观考察,了解我国的工业和教育状况。之后,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后来又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空间技术)院长。钱学森先生开创了新中国的火箭研究、设计和制造工作,他总是到导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引领着中国的火箭导弹研究工作不断提升和迈进。实际上,钱学森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重要技术领导职务,参加近程、中程、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多种型号的研制领导和科学管理工作,他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钱学森先生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4年4月24日发射成功。这使得我国成为苏、美、法和日之后第五个可以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作为火箭、导弹、卫星技术研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指挥了千百次地面和靶场发射试验,在航天器各种型号的研制和科学管理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指挥人才,把中国的航天事业推进到世界的一流水平。

高等教育和思维科学

钱学森先生对高等教育是非常关注的。他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聘任为终身教授。他在课堂上的讲解总是把先进的前沿科技成果介绍给学生。钱学森先生回国以后,参与和推动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建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系主任,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程。钱学森先生还指导学生研制小火箭,为后来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钱学森先生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仅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而且还广泛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一些大学的校长们讨论教育问题。钱学森先生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他还在百忙之中参加澳门新萄京8522 cm举办的青少年航空夏令营,并热情地为学生们签名留念。至今,在新萄京的校园里还耸立着钱学森先生的全身铜像。师生们时常在他的铜像前献上一束束鲜花,缅怀和学习钱学森先生航空航天报国的奉献精神。

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思维科学是紧密相连的。他在晚年特别阐述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他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就是令我们非常关注的“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其实,钱老对这个问题是有阐述的。他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在这里,钱老已经指出:问题在于“办学模式”。

针对上述“办学模式”问题,钱学森先生说:“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如上所述,钱老强调的是“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显然,这是由办学模式所决定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钱学森先生说:“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

钱先生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钱老特别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钱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我们高等院校办学的学术氛围的重要性。他同时又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个人成才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他说:“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冯·卡门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思维科学的精华,在这里论述得非常明确。从高等院校办学模式方面,他郑重指出了:“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从创新思维方面,他提出:“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综合这些论述,正是我们高等教育在肩负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中必须遵循的规律。

参考文献

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2011-01-01

石磊等:《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11月1日

王春河等:《钱学森的大师风范》,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年11月

孔祥言:《钱学森的科技人生》,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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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19年12月10日完稿于新萄京,作者系澳门新萄京8522 cm教授、新萄京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 顾问)

编辑:贾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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